我的大学 ③-凯发k8网站

　　1984年，我以全县中学文科第一名的成绩，一举考到了位于京城的国际政治学院。我的身份从此变了，我成了非农户。1980年代，大学生还被认为是天之骄子。考上大学对我而言是个了不起的大成就，意味着一个人的命运从此被改变了。直到现在，每每同学聚会都会拿这个第一名说事儿，说我是全县的文科状元。我当然知道自己这个状元几斤几两。当时，我们县里有三所高中，各有一个文科班，除了县中，其他两个中学师资生源都不行，考上本科的基本没有。故此，县里的文科状元只能出自我们班这几十号人。可能是运气好，那一年的考题比较对路，我就成了第一。不好意思的是，读了两年文科，我在班上从未当过第一。

　　记得报到时间临近了，母亲特意为我做了一身新衣服，土色的毕叽夹克，毛蓝色的直筒裤，足下是一双崭新的蓝色网鞋。母亲是村里最好的裁缝，村子里绝大多数人过年、结婚穿的中山装、西装基本上都出自她的手艺。电视剧《渴望》开播，母亲无师自通，学会了做“慧芳服”，于是，全村流行。大二的时候，一位家在京城的同学对我说，你入学的时候很中国。我不认为他是在揶揄我，权当是在夸我母亲的手艺。

　　因为要去三十公里以外的忻县(现为忻州市)坐火车，父亲破例使用了一回特权，把他工厂里的大卡车调来送我。那时候，父亲是县里一家国营小厂的厂长，工资不足60元，卡车是全厂唯一的机动车，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。就这样，我双手扶着栏杆，一身新装昂首站在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里，一任卡车带来的风吹乱我的头发，神气十足，感觉就像检阅士兵的将军。

　　我有理由神气。我是父亲以及母亲两大家族第一个大学生，是我们村里近30年来第一个考入北京的大学生。爷爷得知这个喜讯，按照封建科举制度的规则算了一笔账，认为至少也相当于中了举人。到了火车站，出示入学通知书半价买票。行李照例是要托运的，学校提前寄来的标签上印有“国政”二字。列车员十分好奇，问“国政”是什么意思?搞清楚之后不无羡慕地说，还是个国际人才。

　　不过，入学之后不久，学校就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。国际人才立刻出口转内销，列车员同志肯定做梦都不会想到。

　　(李亚峰)